亚美体育北京昌平，水漫打工子弟学校。浮桥尚未搭好，学生率先从水中过。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当前，在教育政策不断聚焦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流动青少年得以进入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将逐渐淡出政策制定者的视线。但无法否认的是，打工子弟学校仍然是最底层的流动青少年的最现实选择。
在中国持续的全球化提升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或消除这个群体的存在，因为他们正经历并塑造着一个历史时刻，这对中国的未来和世界尤为重要。因此，这些学生所身处的教育困境更需要我们关注。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李淼在北京郊区，对这个群体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地调查，既发掘出大量的一手材料，也提出了许多改进学生教育状态的中肯意见。
《教育圆桌》版于本期开始推出系列《流动青少年教育田野笔记》，以期更多有识之士能为这些没有话语权的受教育者鼓与呼。
2015年7月4日，贵州毕节纳雍县一名返乡就读高中的15岁少年，因为拒绝在考试中协同他人作弊被13名留守少年围殴致死亚美体育。这名少年曾长期跟随父母在外生活，由于无法在流入地就读高中，不得不返回户籍所在地成为一名留守少年。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受城市排斥性教育政策的影响，从来就不是两个孤立的群体。学龄农民工子女大多体验过流动和留守这两种生活状态，而城市学校是否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选择哪一种生活。
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294.73万人。他们在城市学校中经历了什么？笔者在北京城郊一所名为绿树（化名）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聚焦于流动青少年的日常学校生活经历，检视围绕着“素质低”这一主题展开的学校日常教学活动。
“素质低”是笔者的田野笔记和访谈资料中压倒一切的关键词，这表现在校长和教师对学生的歧视性评价、松散的学校管理和放纵的考试制度，它帮助学校管理者们合理化了他们短视、投机的办学模式。在这种混乱无序的学校氛围中，大部分学生早早地放弃了学业。他们将学校视为交朋会友、逃避家长责备的容身之处。
绿树学校位于北京城乡接合部的五环边上，是一所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学校。简陋的民居、垃圾回收站和零散的菜摊包围着这所学校。
758名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女。按年龄和学力，学校将学生编入从幼儿园到初三的17个班，由24名教师负责日常教学工作和学生人身安全的相关事务。
在田野调查的第一天，笔者即目睹了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当笔者从后门进入教室时，几名八年级学生正兴高采烈地讨论着他们的午餐计划，王老师站在教室中间，向学生大声喊道：“不许说废话！”大部分学生一边抄写着黑板上的例句，一边不时地加入到临近同学的交谈中。还有几个学生在教室中走来走去，假扮着老师的角色斥责其他同学：“快写！你们这些混蛋！”
突然，一声尖叫打断了教室中此起彼伏的责备和抱怨，一名女生吼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换座？你昨天不是说我们今天换座吗？”王老师轻声应道：“我忘了，明天再换吧。”显然，老师的劝慰未能打消学生要求换座位的强烈愿望，他们纷纷起身挪动桌椅。至此，课堂教学顷刻间被学生们的自发行为中断，学生的说笑打闹声混合着桌椅碰撞时发出的刺耳声响一直持续到下课。
这戏剧性的一幕是绿树学校教学活动混乱、无序的缩影。笔者发现，对学生素质低下的预设，支配着绿树学校的课堂教学、成绩考核和师生互动。其教学实践充满着随意性，表现为缺乏统一明确的教学进度安排、知识点教学点到为止、授课方式单调枯燥、课堂纪律涣散、考试作弊现象严重等。
抄写是教师们教育和管理学生的主要方法亚美体育。根据笔者的观察，教师们通常会用10到15分钟讲课，然后让学生用25到30分钟抄写教科书或黑板上的短语、句子和公式。八年级教师们坦言，让抄写任务占据课程的大部分时间，一方面是因为流动青少年基础知识差，“怎么教也教不会”，只能通过抄写让他们“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流动性大、工资低、缺乏工作的动力和积极性，甚至有人教着自己也一知半解的课。
在教师会议上，笔者很震惊地听到陆校长暗示说，教师们可以将试卷和答案提前透露给学生。同时，因为附近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使用着同样的试卷（一本练习册附带的模拟题）。对学生们来说，他们有两个获知考卷信息的途径：或去书店购买练习册，或从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同年级学生那里获得。教师们显然对这些花招心知肚明，但从不干预。为了让学生“考”出好成绩，他们还会在考试时告知学生正确答案。
考试时，很多学生把试卷丢在一旁，趴在桌子上休息。在考试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分钟，学校教务主任陈老师在教室外用喇叭喊话，要求监考教师们叫醒学生，督促他们抄答案，以免交白卷。只有极少数学生认真填答试卷，但最后还是会“参考”正确答案。学生们向笔者解释道，他们的学习成绩实在是太差了，根本答不出试卷上的题目，所以只有靠作弊才能保住自己的面子。
教师们也向笔者透露了他们帮助学生作弊的原因：农民工家长们非常重视孩子的考试成绩，只有学生们考出高分，绿树学校才能向学生家长们证明他们缴纳的学费是物有所值。同时，学生们也能用好成绩向家长证明，他们并没有在学校里混日子，以免遭惩罚和责骂。
这些虚假的高分使学校和家长、教师和家长、学生和家长之间得以建立起融洽的关系。然而，为了留住生源、实现利润最大化，绿树学校不仅欺骗了学生及其家长，而且全然忽视了他们的教育需求亚美体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绿树学校大门旁挂着两块字迹鲜亮的牌匾：“提高素质”“树立形象”。绿树学校的陆校长说，从1999年建校至今，这是他一直渴望达成的办学目标：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改变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
但事实上，风雨飘摇的未来使营利成为打工子弟学校最实际的考量。在目睹其他兄弟学校接二连三地被关停和取缔后，陆校长早已不再关心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提升学生素质，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留住生源、赚取学费和寻觅新的投资目标上。在实际办学中，对流动人口素质低的歧视性评价，合理化了其混乱无序的日常教学活动和充满敌对情绪的师生互动。
陆校长和教师们认为，无论在学习能力还是道德水平上，流动青少年的素质都远远低于城市青少年和农村留守青少年：“他们不如城市同龄人知识基础牢、讲文明、懂礼貌，也不如农村同龄人思想纯朴、学习勤奋、懂得感恩。”
在课堂上，教师们毫不避讳地评价学生：好吃懒做、鼠目寸光、不思进取，注定沦为社会底层的无药可救者。
问及原因，八年级班主任徐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反问道：“制售地沟油和倒卖销赃车的父母能生养出什么像样的孩子？”毕竟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农民工是极少数，但这样的荒谬逻辑推理在其嘴里竟然言之凿凿：低素质是代际传递和家庭教育的结果，在强大的先天和家庭因素面前，学校教育对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无能为力。
受学生素质低判断的影响，师生关系也非常紧张：教师辱骂在课堂上低头化妆的女学生，甚至称几个站在校门口说笑的女生像站街女。这些侮辱性言语当然会引起学生的不满，她们找到陆校长，希望他能迫使教师们道歉，却往往几经推诿后不了了之。
事实上，除了个别支教老师，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们也来自农村，他们拿着每月1200元左右的微薄工资，不得不经常打零工或跳槽到其他待遇较好的学校；他们跟农民工一样，在北京艰难维持，并承受着来自城市社会的偏见。
然而，在打工子弟学校，有着同样出身的教师和农民工家长却被“素质”评价分割为两个群体，前者痛斥后者的低素质是流动青少年学业失败的直接原因。
虽然师生之间的争吵时有发生，但是激烈的肢体冲突其实并不多见。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目睹了一名七年级学生殴打教师的极端事件。由于周老师点名斥责他不交30元校服钱，这位学生愤怒地将其打倒在地。当陆校长闻声赶到时，周老师捂着腹部、痛得无法坐起。陆校长呵斥道：“你再不停手，我就要打电话报警了。”学生停了下来，一脚踢倒了身边的桌子，然后向校门外冲去，一边走一边喊：“就知道挣钱，学校不像学校、老师不像老师。谁爱待谁待，我不念了！”
流动青少年深知教师们对自己的贬低和歧视源于“素质评价”，但他们对此往往缺乏反思，反而习以为常地用此评价身边的人。学生们时常感叹自己居住的“大杂院”脏乱不堪，居民素质太差，垃圾遍地，酷暑时散发出的气味令人作呕。这样的居住环境不仅与临近的高档住宅区有天壤之别，甚至连农村老家也比不上。
学生们因而认为“大杂院”居民的素质是最差的，既不如城市人，也不如农村人。他们对流动人口的素质评价与绿树学校的教师们完全一致。而当笔者追问他们是否也会乱丢垃圾时，大部分学生不假思索地说他们只是偶尔会那样做。
学生们同样认为绿树学校的教师也是“素质低”的，他们愿意接受教师的教导，但无法忍受歧视性言语。为了反抗教师权威、抗拒枯燥无趣的学校生活，学生们在课堂上无所事事、说笑打闹，还经常与教师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学生顶撞和辱骂教师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但同时，大多数学生也表示非常理解教师的处境，他们知道教师们工资低、工作负担重，遭受着学校的“剥削”；也有学生认为，教师包庇他们作弊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
在绿树学校，流动青少年强烈地表达着他们对学校生活的失望、沮丧和憎恶；同时，排斥性的教育政策也使他们认识到，即便学业上努力投入也只能换来昏暗的前景。很多八年级学生向笔者承认，他们已经彻底放弃学业了，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差，即便回到农村也考不上高中，也因为绿树学校的教师们已经放弃了他们，进入城市中的职校似乎是眼下最明朗的道路。
尽管如此，八年级学生的旷课率极低。他们到绿树学校上学的最大动力是跟相熟的朋友们在一起，在多角恋爱和小帮派争斗中度过学校时光。男生们是扰乱课堂纪律、反抗教师权威的主力军，他们不但公然拒绝抄写任务、顶撞辱骂老师，还会在教室里打扑克、抽烟，甚至烧课本取乐。上课时，他们也会趁老师不注意时，从教室的后门溜到操场上去打球。有些老师即使看到也会置之不理，个别年轻教师甚至会跟学生一起打球。七年级的宋老师经常跟溜出来的学生打乒乓球，他说：“反正他们以后也得干重体力活，锻炼锻炼身体挺好的。”女生们大多会更听老师的话，也更倾向于完成老师布置的抄写任务，但她们都是机械地抄写，达不到学习效果。
绿树学校的日常教学实践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低素质是代际传递和家庭教育的结果，对此学校教育无法干预。这样的学校教育不但无助于寒门子弟改变其窘境，反而加速了其向下流动。
在绿树学校，混乱无序的日常教学实践得以成为可能的原因是对流动青少年“低素质”的社会评价，这种歧视性评价合理化了学校以营利为导向的办学模式，使学校教育在阶层再生产的宏大叙事中陷入被弱化和缺位的境地。承受着令人沮丧的教育经历，流动青少年大多支持“读书无用论”，认为打工才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最合理选择。然而，打工子弟学校生产的“低素质”能否实现这些学生的愿望？他们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呢？
学生们认为，书本知识与其日常生活毫无关联，他们计划尽早步入社会获得自给自足的成就感。他们看不起父母从事的那些脏、累、危险的底层工作，却相信自己能凭借坚韧和吃苦的精神、像父辈那样自食其力地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对升学机会渺茫的预判和不愿离开城市留守农村的心愿使大多数流动青少年孤注一掷地希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然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多数“低素质”的流动青少年将被受国家制度监管的“正式经济”排斥在外，从事着无正式劳动合同和劳动保障、收入低、工时长、条件危险艰苦的临时工作。受教育程度低和缺乏专门技能仅仅是导致其就业不公现象的表面原因，其背后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户籍人口的长期歧视。
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力的低廉价格吸引了发达国家的资本涌入，促使欧美等传统发达国家进入了去工业化时代。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价格有所上升，很多工作机会被转移到了劳动力价格更低的老挝、越南等国。
在此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更需要创建一个人力资源强国保驾护航，对流动青少年教育增加财政投入和政策关注应当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将有助于终结底层群体学校教育塑造和生产“低素质”的机制，通过去污名化改善底层群体的受教育境况、增加其向上流动的机会。
当前，在教育政策不断聚焦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流动青少年得以进入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将逐渐淡出政策制定者的视线。但无法否认的是，打工子弟学校仍然是最底层的流动青少年的最现实选择。
在中国持续的全球化提升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或消除这个群体的存在，因为他们正经历并塑造着一个历史时刻，这对中国的未来和世界尤为重要。因此，这些学生所身处的教育困境更需要我们关注。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李淼在北京郊区，对这个群体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地调查亚美体育，既发掘出大量的一手材料，也提出了许多改进学生教育状态的中肯意见。
《教育圆桌》版于本期开始推出系列《流动青少年教育田野笔记》，以期更多有识之士能为这些没有话语权的受教育者鼓与呼。
2015年7月4日，贵州毕节纳雍县一名返乡就读高中的15岁少年，因为拒绝在考试中协同他人作弊被13名留守少年围殴致死。这名少年曾长期跟随父母在外生活，由于无法在流入地就读高中，不得不返回户籍所在地成为一名留守少年。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受城市排斥性教育政策的影响，从来就不是两个孤立的群体。学龄农民工子女大多体验过流动和留守这两种生活状态，而城市学校是否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选择哪一种生活。
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294.73万人。他们在城市学校中经历了什么？笔者在北京城郊一所名为绿树（化名）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聚焦于流动青少年的日常学校生活经历，检视围绕着“素质低”这一主题展开的学校日常教学活动。
“素质低”是笔者的田野笔记和访谈资料中压倒一切的关键词，这表现在校长和教师对学生的歧视性评价、松散的学校管理和放纵的考试制度，它帮助学校管理者们合理化了他们短视、投机的办学模式。在这种混乱无序的学校氛围中，大部分学生早早地放弃了学业。他们将学校视为交朋会友、逃避家长责备的容身之处。
绿树学校位于北京城乡接合部的五环边上，是一所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学校。简陋的民居、垃圾回收站和零散的菜摊包围着这所学校。
758名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女。按年龄和学力，学校将学生编入从幼儿园到初三的17个班，由24名教师负责日常教学工作和学生人身安全的相关事务。
在田野调查的第一天，笔者即目睹了具有戏剧性的一幕亚美体育。当笔者从后门进入教室时，几名八年级学生正兴高采烈地讨论着他们的午餐计划，王老师站在教室中间，向学生大声喊道：“不许说废话！”大部分学生一边抄写着黑板上的例句，一边不时地加入到临近同学的交谈中。还有几个学生在教室中走来走去，假扮着老师的角色斥责其他同学：“快写！你们这些混蛋！”
突然，一声尖叫打断了教室中此起彼伏的责备和抱怨，一名女生吼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换座？你昨天不是说我们今天换座吗？”王老师轻声应道：“我忘了，明天再换吧。”显然，老师的劝慰未能打消学生要求换座位的强烈愿望，他们纷纷起身挪动桌椅。至此，课堂教学顷刻间被学生们的自发行为中断，学生的说笑打闹声混合着桌椅碰撞时发出的刺耳声响一直持续到下课。
这戏剧性的一幕是绿树学校教学活动混乱、无序的缩影。笔者发现，对学生素质低下的预设，支配着绿树学校的课堂教学、成绩考核和师生互动。其教学实践充满着随意性，表现为缺乏统一明确的教学进度安排、知识点教学点到为止、授课方式单调枯燥、课堂纪律涣散、考试作弊现象严重等。
抄写是教师们教育和管理学生的主要方法。根据笔者的观察，教师们通常会用10到15分钟讲课，然后让学生用25到30分钟抄写教科书或黑板上的短语、句子和公式。八年级教师们坦言，让抄写任务占据课程的大部分时间，一方面是因为流动青少年基础知识差，“怎么教也教不会”，只能通过抄写让他们“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流动性大、工资低、缺乏工作的动力和积极性，甚至有人教着自己也一知半解的课。
在教师会议上，笔者很震惊地听到陆校长暗示说，教师们可以将试卷和答案提前透露给学生。同时，因为附近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使用着同样的试卷（一本练习册附带的模拟题）。对学生们来说，他们有两个获知考卷信息的途径：或去书店购买练习册，或从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同年级学生那里获得。教师们显然对这些花招心知肚明，但从不干预。为了让学生“考”出好成绩，他们还会在考试时告知学生正确答案。
考试时，很多学生把试卷丢在一旁，趴在桌子上休息。在考试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分钟，学校教务主任陈老师在教室外用喇叭喊话，要求监考教师们叫醒学生，督促他们抄答案，以免交白卷。只有极少数学生认真填答试卷，但最后还是会“参考”正确答案。学生们向笔者解释道，他们的学习成绩实在是太差了，根本答不出试卷上的题目，所以只有靠作弊才能保住自己的面子。
教师们也向笔者透露了他们帮助学生作弊的原因：农民工家长们非常重视孩子的考试成绩，只有学生们考出高分，绿树学校才能向学生家长们证明他们缴纳的学费是物有所值。同时，学生们也能用好成绩向家长证明，他们并没有在学校里混日子，以免遭惩罚和责骂。
这些虚假的高分使学校和家长、教师和家长、学生和家长之间得以建立起融洽的关系。然而，为了留住生源、实现利润最大化，绿树学校不仅欺骗了学生及其家长，而且全然忽视了他们的教育需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绿树学校大门旁挂着两块字迹鲜亮的牌匾：“提高素质”“树立形象”。绿树学校的陆校长说，从1999年建校至今，这是他一直渴望达成的办学目标：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改变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
但事实上，风雨飘摇的未来使营利成为打工子弟学校最实际的考量。在目睹其他兄弟学校接二连三地被关停和取缔后，陆校长早已不再关心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提升学生素质，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留住生源、赚取学费和寻觅新的投资目标上。在实际办学中，对流动人口素质低的歧视性评价，合理化了其混乱无序的日常教学活动和充满敌对情绪的师生互动。
陆校长和教师们认为，无论在学习能力还是道德水平上，流动青少年的素质都远远低于城市青少年和农村留守青少年：“他们不如城市同龄人知识基础牢、讲文明、懂礼貌，也不如农村同龄人思想纯朴、学习勤奋、懂得感恩。”
在课堂上，教师们毫不避讳地评价学生：好吃懒做、鼠目寸光、不思进取，注定沦为社会底层的无药可救者。
问及原因，八年级班主任徐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反问道：“制售地沟油和倒卖销赃车的父母能生养出什么像样的孩子？”毕竟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农民工是极少数，但这样的荒谬逻辑推理在其嘴里竟然言之凿凿：低素质是代际传递和家庭教育的结果，在强大的先天和家庭因素面前，学校教育对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无能为力。
受学生素质低判断的影响，师生关系也非常紧张：教师辱骂在课堂上低头化妆的女学生，甚至称几个站在校门口说笑的女生像站街女。这些侮辱性言语当然会引起学生的不满，她们找到陆校长，希望他能迫使教师们道歉，却往往几经推诿后不了了之。
事实上，除了个别支教老师，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们也来自农村，他们拿着每月1200元左右的微薄工资，不得不经常打零工或跳槽到其他待遇较好的学校；他们跟农民工一样，在北京艰难维持，并承受着来自城市社会的偏见。
然而，在打工子弟学校，有着同样出身的教师和农民工家长却被“素质”评价分割为两个群体，前者痛斥后者的低素质是流动青少年学业失败的直接原因。
虽然师生之间的争吵时有发生，但是激烈的肢体冲突其实并不多见。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目睹了一名七年级学生殴打教师的极端事件。由于周老师点名斥责他不交30元校服钱，这位学生愤怒地将其打倒在地。当陆校长闻声赶到时，周老师捂着腹部、痛得无法坐起。陆校长呵斥道：“你再不停手，我就要打电话报警了。”学生停了下来，一脚踢倒了身边的桌子，然后向校门外冲去，一边走一边喊：“就知道挣钱，学校不像学校、老师不像老师。谁爱待谁待，我不念了！”
流动青少年深知教师们对自己的贬低和歧视源于“素质评价”，但他们对此往往缺乏反思，反而习以为常地用此评价身边的人。学生们时常感叹自己居住的“大杂院”脏乱不堪，居民素质太差，垃圾遍地，酷暑时散发出的气味令人作呕。这样的居住环境不仅与临近的高档住宅区有天壤之别，甚至连农村老家也比不上。
学生们因而认为“大杂院”居民的素质是最差的，既不如城市人，也不如农村人。他们对流动人口的素质评价与绿树学校的教师们完全一致。而当笔者追问他们是否也会乱丢垃圾时，大部分学生不假思索地说他们只是偶尔会那样做。
学生们同样认为绿树学校的教师也是“素质低”的，他们愿意接受教师的教导，但无法忍受歧视性言语。为了反抗教师权威、抗拒枯燥无趣的学校生活，学生们在课堂上无所事事、说笑打闹，还经常与教师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学生顶撞和辱骂教师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但同时，大多数学生也表示非常理解教师的处境，他们知道教师们工资低、工作负担重，遭受着学校的“剥削”；也有学生认为，教师包庇他们作弊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
在绿树学校，流动青少年强烈地表达着他们对学校生活的失望、沮丧和憎恶；同时，排斥性的教育政策也使他们认识到，即便学业上努力投入也只能换来昏暗的前景。很多八年级学生向笔者承认，他们已经彻底放弃学业了，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差，即便回到农村也考不上高中，也因为绿树学校的教师们已经放弃了他们，进入城市中的职校似乎是眼下最明朗的道路。
尽管如此，八年级学生的旷课率极低。他们到绿树学校上学的最大动力是跟相熟的朋友们在一起，在多角恋爱和小帮派争斗中度过学校时光。男生们是扰乱课堂纪律、反抗教师权威的主力军，他们不但公然拒绝抄写任务、顶撞辱骂老师，还会在教室里打扑克、抽烟，甚至烧课本取乐。上课时，他们也会趁老师不注意时，从教室的后门溜到操场上去打球。有些老师即使看到也会置之不理，个别年轻教师甚至会跟学生一起打球。七年级的宋老师经常跟溜出来的学生打乒乓球，他说：“反正他们以后也得干重体力活，锻炼锻炼身体挺好的。”女生们大多会更听老师的话，也更倾向于完成老师布置的抄写任务，但她们都是机械地抄写，达不到学习效果。
绿树学校的日常教学实践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低素质是代际传递和家庭教育的结果，对此学校教育无法干预。这样的学校教育不但无助于寒门子弟改变其窘境，反而加速了其向下流动。
在绿树学校，混乱无序的日常教学实践得以成为可能的原因是对流动青少年“低素质”的社会评价，这种歧视性评价合理化了学校以营利为导向的办学模式，使学校教育在阶层再生产的宏大叙事中陷入被弱化和缺位的境地。承受着令人沮丧的教育经历，流动青少年大多支持“读书无用论”，认为打工才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最合理选择。然而，打工子弟学校生产的“低素质”能否实现这些学生的愿望？他们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呢？
学生们认为，书本知识与其日常生活毫无关联，他们计划尽早步入社会获得自给自足的成就感。他们看不起父母从事的那些脏、累、危险的底层工作，却相信自己能凭借坚韧和吃苦的精神、像父辈那样自食其力地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对升学机会渺茫的预判和不愿离开城市留守农村的心愿使大多数流动青少年孤注一掷地希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然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多数“低素质”的流动青少年将被受国家制度监管的“正式经济”排斥在外，从事着无正式劳动合同和劳动保障、收入低、工时长、条件危险艰苦的临时工作。受教育程度低和缺乏专门技能仅仅是导致其就业不公现象的表面原因，其背后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户籍人口的长期歧视。
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力的低廉价格吸引了发达国家的资本涌入，促使欧美等传统发达国家进入了去工业化时代。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价格有所上升，很多工作机会被转移到了劳动力价格更低的老挝、越南等国。
在此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更需要创建一个人力资源强国保驾护航，对流动青少年教育增加财政投入和政策关注应当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将有助于终结底层群体学校教育塑造和生产“低素质”的机制，通过去污名化改善底层群体的受教育境况、增加其向上流动的机会。